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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长地久母校情

【来源:文学院 | 发布日期:2009-09-16 | 作者:文学院办公室 】     【选择字号:
陈进波
母校兰州大学,已走过一百年的光荣历程。百年风雨,百年奋进,百年创造,百年升华,成就了今日的辉煌。
我在母校学习、工作、生活了半个世纪,50年的陶冶,50年的洗礼,50年的收获,50年的人生,铸就了难分难解的兰大情缘。
同窗学友,亲如手足;师生深情,地久天长。
在迎接母校“百年华诞”的日子里,回忆过去,往事历历,心潮难平。那些学有专长,满腹经纶,为我们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们,那些朝夕相处,相互切磋,携手并进的学友们,都一个个地在我的脑海中浮现。尤其是那些已经离开了我们的先生,他们当年那特有的风采,他们为兰大做出的突出贡献,更是令人怀念不已。
 
我们在校学习时,刘让言先生是中文系的主任。他是一位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学者。他有时穿一身蓝色的中山服,有时穿一套浅色西装,冬天常常披一件黑色的呢子大衣。行走不紧不慢,步履从容轻松,举止儒雅,风度翩翩。他戴着一副浅色框架的眼镜,看书时又常把眼镜推到前额上方。面容慈祥和蔼,待人平易亲切。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他曾经担任过甘肃省作家协会主席,发表过短篇小说,翻译过英国著名诗人拜伦的诗剧《曼弗雷德》。他长期致力于文学理论的教学与研究,为我们讲授文学概论,深受同学欢迎。上课时,他只拿几张卡片,便广征博引,侃侃而谈。讲述娴熟、老到,发挥纵横自如,对问题的解释详明透彻,多有精深独到见解。他经常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普列汉诺夫等人的著名论断作为依据,最爱用莎士比亚、巴尔扎克、列夫?托尔斯泰、莱蒙托夫、曹雪芹、鲁迅等作家的作品为范例进行分析论证。正是他的谆谆教诲,使得我们这些青年学子渐渐理解了经典作品的博大精深,对中外名著的意义、价值及其典型形象有了一定认识。正是他在教学上的高起点、高水平,把我们带进了文学理论这门学科的高地上,使我们跨入了当时的学术前沿。由于我特别重视对文学理论的学习,在听刘先生讲课时很是用心地做了课堂笔记,这本笔记至今我还保存着。
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学术界曾对作家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关系进行过讨论,发表了各种不同的观点。记得当时系上也曾印发了有关文章,并且组织学生学习和讨论。在学习中,我们特别学习了刘先生对这一问题的论述。他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伟大作家的世界观和代表作品进行具体而又深刻的分析,指出他们的进步性和局限性,说明了世界观对创作的决定作用以及创作方法对作家创作的重要影响,使我们深受教益。
70年代末,刘先生针对学术界出现的文学不属于上层建筑的观点,写了一篇长篇论文,充分论证了文学艺术的意识形态性质,正本清源,澄清了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认识。他的这篇论文,先在中文系的学术报告会上做了报告,随后又在《兰州大学学报》上发表,在全国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刘先生退休以后。虽然年事已高,但却壮心不已,同林家英先生和陈志明先生合作,于1981年出版了《中国古典诗歌选注》(第一册)(后来林家英、陈志明先生又继续完成了第二、第三分册)。1984年,刘先生又出版了《屈原楚辞注》。刘先生这两部研究我国古代诗歌的著作,显示了他的渊博学识和深厚功力,对古诗的注释通俗详尽,对其思想意义和艺术特色的评点简明精当,既广泛汲取了有关学者的研究成果,也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刘先生在主持中文系工作其间,特别重视师资队伍的建设,关心青年教师的成长。早在50年代,他曾亲自到北大中文系挑选人才,引进了一批优秀毕业生到兰大任教,大大充实了各门学科的教学、科研力量,为中文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文艺理论教研室为例,在他的直接关怀、领导下,这个教研室一度发展为国内少有的强势群体。他要求这个教研室的教师一定要有扎实的基本功,不仅能讲好文学概论这门基础课,还必须要做到各有专长,确定明确的发展方向,如有的重点研究美学,有的重点研究马列文轮,有的主要致力于中国古代文论和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教学与研究,有的则要致力于西方文论与西方文学批评史的教学和研究,等等。经过几年的努力,这个教研室已是人才济济,生气勃勃,队伍结构也很合理。其他教研室也按照这种构想,全面加强了队伍建设,使整个中文系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可惜好景不长,十年动乱使中文系成为受害严重的重灾区。
 
我要说的另一位老师是陈赓平先生,他是一位令人钦敬的长者,用著名历史学家赵俪生教授的话说是一位“纯而纯的学者”。他平生不骛名利,为人本分朴实,宽厚谦和,学问渊博,功力深厚。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他勤奋努力的一生,“读书、教书、写文章”便是最好的写照。
读书是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精神需求,也是一种莫大的享受。他向来笃信“买书不如借书,借书不如抄书”的说法。他在1928年中山大学毕业以后,没有急于谋取一份职业,而是专门到上海图书馆去读了两年多的书。他精于目录学,熟读了清代学者章学诚的《校雠通义》。“辨章学术,考镜渊流”,又通读了相关书籍。他不仅研读名家诗文,而且对小说、戏曲也很熟悉;他通读“二十四史”,同时也浏览方志、野史、私家笔记等,并将其互相参照,考辨真伪;他从研究思想史的角度出发阅读儒家著作和佛学的重要典籍,直到晚年还想研究《周易》的哲学思想和朴素辩证法。他边读书边动笔,作了大量卡片,其中有许多真知灼见。正是这样不知疲倦的博览群书和文献积累,使他成为一个学富五车的饱学之士。
他的一生以教书为业,1930年就走上了三尺讲台,先后做过中学文史教员、师范和高专的国文教师。1954年来兰大任教,直至1970年退休还乡,在兰大及西北师大工作了16年。他深谙典籍,博闻强志,在中国古代诗歌、戏曲、文论、语言文字、历史及思想文化等方面均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在中文系讲授的课程主要是古代文学和古代文论。他讲课十分严谨、认真,从不张扬、炫耀,不以夸夸其谈引人,而以扎扎实实,准确、深邃见长,在从容不迫地讲述中,引经据典,沿波讨源,让学生领略古典诗文的意蕴和文论著作中的真谛所在。陈先生正是以其真才实学赢得了学生的景仰。
他的学术造诣更表现在他的文章中。写文章,对于陈先生这样学养深厚的学者而言,是其内在经纶发之于外的精神创造,是他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诚如蒲松龄所言,那是“吐学士之心肝”,“通我曹之性命”的大事。陈先生的文章.在其学术领域多属开山之作,每每引起人们的关注。
例如,他在兰大所写的第一篇文章《我对词人李煜的看法》,发表于1956年1月1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上,这篇万余字的论文,以全新的观点、翔实的史料,全面而深刻地剖析了李煜为君为词的双重人格,论证了前人没有论及的问题,认为李煜的主导思想是由逸乐、苟安,到消极而逃禅,他一贯的思想、生活和行为,促使他成为一个亡国之君是在所难免的。而作词的成功却是李煜对后世的唯一贡献,客观地评价了李煜词作的成就。此论令人耳目一新,其学术水平在当时直达全国一流。
1957年,《兰州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创刊,陈先生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为开创兰大文科学术研究的新局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其中一篇为南宋韩?胄翻案的长篇论文,纠正了七百多年来史家对韩的错误批判,揭穿了南宋光宗、宁宗朝廷中权奸、后妃和假道学派分子相互勾结的种种黑幕,推翻了官修《宋史》强加给韩?胄的莫须有罪名。本文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特别受到了郭沫若的赏识,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老因而提出,要调陈先生到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去做研究工作,由于兰大不放而未能成行。
陈先生在1959年至1962年这3年中,连续在《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史学”学术专刊及《文学遗产增刊》上、在《西北师大学报》等重要报刊上发表了6篇论文。接着,又在1963、1964年的《兰州大学学报》上连续发表了《阮籍<咏怀诗>探解》及其长篇序言《论<咏怀诗>是魏晋易代的史诗》这一重头研究成果。这样突出的科研成绩,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
有一次,我去拜访刘让言先生,在他家里谈到陈赓平先生。刘先生笑容满面地说:“陈先生学问做得好,文章写得好。”接着,刘先生向我讲了这样一件事:有一年,《光明日报》社来了一个人,找到刘先生说:你们系的陈赓平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被我们主编看上了,说这个“小伙子”文笔很好,也很有思想,有意调他去报社工作,问刘先生可不可以。刘先生笑答:陈赓平哪里是个“小伙子”呀,是个老头子了。你们想调他,不成,我们是不会放他走的。刘先生说过这些话以后,又情不自禁地嘿嘿嘿的笑起来。
 
我要说的第三位老师是徐清辉先生,她与上述两位老先生相比,是年轻一代的老师。她是北大中文系的高才生,其父是上海的英语教授。她自幼受家庭熏陶,英语水平很高。她北大毕业后来兰大任教,主要讲授西方文学。她给我们上课时还很年轻,风华正茂,才志满怀,是其人生最有生气、最为美好的时期。她性情高洁,气质高雅,讲课很有个性。资料丰富,运用自如;讲起话来如行云流水,淘淘不绝,妙语连珠,常能给人以广阔的想象空间。她特别善于讲故事。由于所讲的西方名著如荷马史诗、古希腊的悲剧和喜剧,以及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作品,多数同学还没读过,需要对原著的内容梗概做一介绍。徐老师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她能用极简洁的语言,将复杂的故事情节表达出来,而且讲得娓娓动听,有趣引人,几句话就能把原著的精彩片断活生生地展现在学生面前,从而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然后再对作品的思想意义、艺术成就、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以及对后世的影响等进行深入分析。听她的课,不仅能增长知识,开阔视野,提高素养,同时也是一种艺术享受。
她曾经极认真地读过黑格尔,对其美学思想有深入的理解。她认为,“唯心与辩证共存之体系诚然不为今日所取,但其中宏伟深沉的设想,仍应计及”。也许正是由于她对哲学的喜爱及较高的哲学素养,使得她思想机敏,思维灵活,爱好广泛,才智卓越。
记得在庆祝兰大90华诞的座谈会上,前任校领导崔乃夫说:在“文革”前,中文系有三大才女(指吴小美、林家英、徐清辉三位女老师),课讲得很好,全校闻名。可见,徐先生在那时已作为中文系的三个才女之一活跃在兰大教坛之上。
她对汉藏文化的研究获得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的支持,被列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资助项目。经过几年的艰辛努力,做出了具有深远意义的重要成果,写出了《认知与会心?汉藏文化象征对照释读》一书,于1993年出版。这一课题难度很大,而她的研究角度新颖,富有创新性。她在本书的“前言”中写道:在中华文明的总体内部,汉系藏系,各具传统。那么,这古老文明之共存和平行之间,究竟存在着何种姻缘?这,似乎是一种久远的神秘。她通过大量资料、专家访谈和深入研究,对这种“神秘”做出了独到的解释。她将汉藏的文化现象和文献资料进行对照释读,发现了二者往往有互相注释的妙合和互相印证的机缘。汉传若不完整或有失落,可从藏传中找到印证;反过来,藏传存疑的问题,可引汉传来解释。二者的关系是双向的。其中既有共享的部分,又有各自的独创。徐先生追根求源,发现汉藏文化双方创造性的高华层次都含有“从那深广博大的文化母体中引出的重要意念”,而且这些意念的价值、意义,又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升华和丰富的。同时,这又是一种文化取向上的对应。
徐先生在研究中,引用了大量古今中外的研究成果,也把自己的生命心血输入其中了。
不了解的人说徐清辉老师性格孤僻,不好接近。其实不然。她是一位待人热情,注重友谊的人。她退休以后,我在节假日时曾探望过她几次,每次她都谈兴极浓,甚至忘了吃饭的时间。我们说时事热点,谈文学艺术,讲健身,聊家常,开怀畅叙,不拘一格,话题相当广泛。有一次她很有感慨地说,我们不但要保护自然环境,也应当建构良好的人文环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都有个“环境”问题。人文环境好了,对人的心灵净化和提升十分重要。她对许多事情都有自己的思考和见解,同她交谈,总能得到有益的启示。
 
以上三位先生同许许多多的兰大人一样,作为园丁在这里度过了辛勤耕耘的岁月,用心血浇灌了这里的土地,才使得这片园地这样肥沃;他们在这里播下了深情与厚爱,寄予了希望和期待,育出园中的万紫千红,装点了祖国的美好春天;他们的道德文章、教学成果,作为珍贵的遗产载入了兰大史册,丰富了百年老校的学术积累,才使得今日之兰大如此厚重而兴旺。他们的风范已化作兰大的光荣传统,他们的灵魂凝聚成兰大精神,将永远被后人传承、发扬。
让我们接过前人的薪火,再创新的辉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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