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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恩不言谢:忆恩师陈进波先生

【来源:文学院 | 发布日期:2011-01-24 | 作者:文学院办公室 】     【选择字号:
兰州大学中文系97级硕士生  邓军海
 
今日中午,惊悉恩师陈进波先生辞世,心中阴郁。时2011年1月8日,慈父一样的老师,走了。
 我没有给过老师父亲般的待遇,而老师却给了我父亲一样的关心。我在学时如此,毕业以后也如此。因心怀感激,前几年有一次给老师打电话,说到激动处,我就说我无以为报,唯愿做出一些成就,报答知遇之恩。老师也动了情,说你和孟伟两个都很优秀,还是要注意身体,量力而行。孟伟是我的师姐,老师一生就带了我们这两个研究生。
我的老师一生兢兢业业,也默默无闻,做了十多年的中文系副系主任。1998年研一第二学期,我写了一篇文章,以兰大中文系研究生的身份毛遂自荐,去找一家杂志。编辑没有看我写的是什么文章,打头就问,你导师是谁?我蛮以为他会知道,结果他说没听说过。直到现在,我对这家刊物的印象还是不好。毕竟,我那篇文章是老师改了三次给我改出来的,第一稿上,老师写的红字跟我写的黑字差不多一样多。改定之后,老师说够得上发表水平了,我也感觉文章一下子上了档次。这位编辑没有听说过我们陈老师,随着我年事渐长,我逐渐能够接受。也许大凡兢兢业业者,往往默默无闻,平凡中的伟大大概指此。但是连文章标题都不看,却要我报上师门,我一直接受不了。
我是老师手把手带出来的。我写的每一篇文章,都会交给老师看。他说,放着吧。一般大约过两三天之后,他会给我打电话,让我去他家里。他照例给我倒一杯茶,不管我如何说不喝了不喝了。他还会给我让烟,尽管他自己并不抽。茶我一般都喝了,但烟我哪里敢抽,但他每次都让,说没事,抽吧。然后摊开改得密密麻麻的稿子,我们就坐在客厅沙发上,一左一右,老师会给我一字一句地说,为什么那样写不好,这样改一下就好多了。小至标点符号,大到分段谋篇,都要费些唇舌。一篇三四千字的文章,往往要讲一个小时多。我拿回去誊写一通之后,自己再做些修改,往往还去再找老师。老师又看一遍,把以前他没有看出来的地方,再挑出来。研究生三年,唯独硕士论文,老师只改了一次,算是一次通过,而且老师改过的文面比往常干净多了。改完之后,老师打电话告诉我可以定稿,声音里仿佛有掩饰不住的兴致勃勃。老师当时让我获得一些自信。记得在上博士的时候,偶然向我的博士导师说起我们的陈老师,他说,难能可贵,这样的老师已经很少了,许多人很难做到。
有时候我像是一个被宠坏了的孩子,也会把一些跟学术无关的文字拿给他看。毕业那年,我写了几百字的求职简历让他审,他一看简历,和我开玩笑说,你给我晋升职称了。我当时给老师填了教授职称,而老师是副教授。我赶紧解释说,这是为了求职方便。但我打心里认为老师就是教授。老师从事了一辈子写作学教学和研究,含辛茹苦,撰写批阅文字无数,最终还是以副教授身份退休。我的博士导师说,写作学在中文系很是边缘,吃力不讨好,能做到副教授且能带研究生,颇为不易。
老师手把手教我写文章,乃事无巨细,均不放过。然而老师教我做人,却是天道无言。听到老师辞世的消息,心中忍不住一阵灰暗,有些空落落的,就给兰大一位知心的老师打电话。我原想从他那里得到一些抚慰,没想到倒是我向他发了讣闻。他听说此讯,惊讶不止,说他前些天还见老师带着孙子在院子里走,给他笑着打招呼。事实上,老师半年前就知道自己身染沉疴,几次到北京治疗,也没有找在京工作的师姐帮忙。老师为人之低调隐忍如此,不由我们二人感叹唏嘘。他说,陈老师是大好人,从不跟人急。我说,我知道陈老师跟人急过两次,一次是跟领导急,一次是跟我急。跟领导急,是因为公事,他说我们不要把自己的官位看得太重,只听过学生看望退休老师,没见过哪位干部看望退休领导。陈老师之概括是否准确,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一生相信这个。跟我急,则是因为逗号和木字旁。他问我,你写逗号就点一个点,和顿号有什么区别?你写木字旁怎么见不到右边那一点了?写逗号带个尾巴、写木字旁写上那一点,能费多大劲?老师那天真是急了,那时大约是研一第二学期。别忘了,我在上研究生之前,是专门教学生作文的中学语文老师,还是那个中学里小有名气的文学创作者和书法爱好者。也许是受老师影响,我后来也会偶尔发发这两类脾气。发过这些之后,尤其是第一类脾气,我方才知道,老师为何兢兢业业但却默默无闻了,也才知道“革命的老黄牛”的真正含义。
我认识老师是在1995年,那时我要做自学考试毕业论文。因为还算是一个文学青年,便报了写作方向,中文系指定陈老师来指导我。或许因为当时似乎颇有一些文学济世之类的大志,所以,老师给我提供的十来个参考题目我都没有选,却做了一个颇为宏大的大约名为“论文学的弹性”的愤青文章。洋洋洒洒,大言炎炎,写了四五千字,中间还夹杂着一些道听途说的量子力学知识。写毕颇为得意,老师可受罪了。他看得一头雾水,不知我的大文所云何物,但总觉得不像学术论文,倒像杂文。也许是生怕扼杀天才,他又把我的大文拿给答辩组另外两位老师看,让他们做决断,看能否让参加答辩。结果当然很明白,我没有取得答辩资格。据我所知,我是当年唯一的论文没有通过初审的自考生,也是唯一由三位老师共审初稿的自考生。第二年,当老师看到我的论文时,说这才像一篇论文,又说去年的确实不像论文,像杂文。我的奇文,老师是逐字圈点过的,而且改得密密麻麻,所以还记着。后来报考他的研究生,又有老乡劝我送礼,说现在考生都给导师送礼,说这样考试会容易一些。这次我可以说是严词拒绝了,我说我跟老师乃君子之交,我不会让俗气玷污我跟老师的关系。也许正因为此,每听到同学们将自己的导师唤作“老板”,我禁不住反感。
老师一生清白,清白到清贫以至无名之境。当然我在兰州五年,比老师更贫,简直可以说是穷困了。研二时,有次老师让我帮他批改学生作业,我有些受宠若惊的感觉,毕竟是一个没有上过大学的人在改重点大学本科生的作业。在向老师交差之时,老师给我拿出了二十几块钱,说这是学校给的作业批改费,每份作业五毛。那时,我一天的生活费都控制在5元以内,兰州牛肉面一碗一块七,我还觉得不便宜。老师也总让我帮他校稿,说自己的文稿,看过多遍,还总有遗漏。我校完稿,他说这是出版社给的校稿费。兰州大学有没有作业批改费,我现在都不知道,姑且假定有吧。但我确实知道,出版社哪里会给作者校稿费,不收出版费用就不错了。
1999年10月22日下午,我和妻子领完结婚证,直接去老师家,宣布结婚。他问什么时候结?我说领了结婚证,就已经正式结婚。他说全家好久都没有在外边吃饭了,今天就一起吃个饭吧,权当你的婚礼。师母及师妹陈靖附议,我无法抗拒。我们是在兰州一家名为“菜根香”的饭店吃的饭,我平时去老师家时经常路过,基本上没有朝橱窗里面看的勇气。老师打电话叫来儿子陈庚两口子,当晚大约花了将近老师的半月工资,带的是兰州最好的滨河粮液酒,让我和陈庚喝。后来我向一位做了少将的学长提起我的特别婚礼,他说,他们那一班二十几个同学至今还记着班主任陈老师,到兰州出差时都会记着去看他,是因为在他们参加野外训练之时,老师和师母提了一篮子煮鸡蛋,专程从市区赶到郊外,给他们一人发一个。当时大约正值文革时期,鸡蛋是老师从两个孩子嘴里省出来的。也正是这位学长,在老师前些年去北京的时候,派专车全程陪送老师。老师享用了一天以后,就把专车打发了。他说不能让人家司机老等着,还是自己坐公交到处逛心里舒坦,没有压迫感。
我是老师的关门弟子,我毕业答辩的时候,老师像操办家里的喜事似的,请写作教研室的所有老师都来出席答辩会,说要吃个团圆饭。也就在我毕业半年之后,老师退休。
最后一次见到老师是2007年的深冬,当年我去兰州求职。我要离开兰州的那天下午,风刮得有些凶,老师说他顺便去散散步,一直把我送到公交站旁。老师的确是老了,满头银发的老师,在寒风中目送我上了公交车,挥手的身影,在城市飞扬的灰尘中显得有些萧瑟。
我曾经大言许诺,说如果老师和师母有机会到天津市来转转,一定好好接待他们。也曾自我期许,说一定要光耀师门。然而,慈父一样的老师,不在了。再也听不到他爽朗的笑声,只能看到他亲切的面容,只能忆及过去的点点滴滴。也许寒风也会将这些点点滴滴吹跑,正像流逝之岁月将老师揽入它的怀抱。我又能做什么?惟愿心中残存的对老师的感念之心,永不苍老。
 
 
2011年1月8日于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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