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月9日下午，由兰州大学文学院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联合主办的“‘新文科’视域下‘文学与知识学’中西对话工作坊”在腾讯会议上召开，来自浙江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香港树仁大学、玉林师范学院等十余所高校共计40余名专家及研究生参与了此次会议，会议围绕“‘新文科’视域下‘文学与知识学’”这一议题展开了多层次的对话与深入交流。

   会议由兰州大学魏宏远教授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贾涵斐副教授联合主持，魏宏远教授指出，本次会议以“兼容、自由、互鉴、快意”为主旨，力求在自由开放的学术交流氛围中，推动德语文学、文艺学、中国古代文学与古典文献学四个学科之间的交流，实现中西文化视域下的“文学与知识学”的对话。贾涵斐副教授认为“新文科”不应流于口号或空谈，而应该是切实的思维碰撞，并期待能够从中国文学研究者那里得到收获与启发。

      会议分为上、下两个半场，上半场由浙江大学刘永强副教授主持。贾涵斐副教授进行了“德语文化学视域下的文学史与知识史”的发言，她从“文化学”与“知识”这两个关键词谈起，进而追溯“知识”的概念流变，谈到文学史与知识史，尤其是文学史与科学史的互动。在德语文化学研究中，文学与知识的互动是一个重要议题，无论是“知识的诗学”，还是“诗学的认识论”，都反映了二者千丝万缕的关联。南京大学卢盛舟助理研究员以《电的诗学——德国作家克莱斯特笔下的电学知识》为题，主要以克莱斯特的历史剧《洪堡亲王》为对象，结合克莱斯特的其他文本，探讨戏剧书写中的电学话语，论述了剧作受电学话语影响的诗学原则。同时作为物理学上的微妙物质和人类情感象征的“电”进入了人的道德与情感世界，对克莱斯特塑造人物和构建情节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浙江大学刘永强副教授的报告题目是《1900年前后德语文学与心理学的互动关联》，他从“歇斯底里与性别歧视”这一话题入手，以霍夫曼斯塔尔的戏剧《埃勒克特拉》为例，对德语文学与心理学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形象化阐释，并且着重指出，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本形式，对心理学话语具有质疑和修正的功能，正如《埃勒克特拉》对弗洛伊德关于歇斯底里症的理论（如言说治疗方案）提出了质疑和完善那样。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研究生孙纯在《国家统治作为一种知识和奥秘：论近代早期欧洲政治思想中的“国家理性”问题》中论述的是：近代早期欧洲的国家在何种意义上是理性的；如果按照霍布斯等人的观点，视国家为“机器”或“怪兽”，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谈论国家的理性。国家统治技术本身就包含了看似悖论的两个层面，一方面允诺给人幸福和美好，另一方面又被危险和不确定所包围；国家理性本身包含着驯服命运和战胜命运的“美德”，这种冒险的美德、在善恶彼岸的权力游戏是由一种“悲剧性视野”所决定的。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陈敏副教授与王正浩博士，以及卢盛舟助理研究员和刘永强副教授分别对以上报告进行了评论。陈敏副教授认为贾涵斐副教授的报告清晰地展示了作为文化学概念的“知识”的界定、起源与流变，以及知识的社会化与历史化过程。王正浩博士认为卢盛舟研究员的话题十分富有创见，电的发现对个体情感表达与叙述方式的影响值得我们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卢盛舟助理研究员表示，刘永强副教授的报告表明，文学作为“反话语”对知识结构与知识秩序也有一种反拨的力量，而不仅仅是对外部话语的吸收和反映，这一点至关重要。刘永强副教授认为孙纯博士的报告颇具当代价值，报告主题与疫情发生以来德国学者和民众普遍关注的国家理性与个人自由问题密切相关。

   会议的下半场由兰州大学姚富瑞博士主持。姚富瑞博士作了《技术加速：重审知识大融通还是保卫人文主义？》的报告，旨在探讨面对当下技术加速对人的挤压和逼迫，在后人类语境中是否有重谈人文主义的必要，哪一条人文主义需要被重审。玉林师范学院侯荣川教授在《中国古典目录学与知识学》的报告中提出，文献目录的使用与研究需要注意知识场的重建，文学问题或现象的产生包含了作者、传播者与读者的共同努力，今天的研究应该尽可能还原研究对象所处的知识场，再从原场域的背景下做出符合事实的判断。兰州大学魏宏远教授在《近代知识分科与新文学的社会化生产》报告中试图连接近代与明代，探讨近现代以来古代文学的社会存在形态和典籍呈现方式在西学冲击与知识分科的背景下是如何转变的。

   兰州大学王大桥教授、陈晓强教授、杨许波副教授对以上报告进行了评论，王大桥教授认为姚富瑞博士的思考深入而细致，并指出当作为个体的人的感觉和意义受到技术冲击时，对文学的叙事以及文学对人的理解与表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是一个值得长期深入思考的话题。陈晓强教授认为魏宏远教授的报告从“文学”在中国古代目录、类书、史书中的实际应用探究其内涵，角度十分新颖，但“文学”这个词如何由国外引入中国、如何与中国传统实现嫁接还需要更多的分析。杨许波副教授强调，在中国古代，公、私目录作为知识的载体，应该得到广泛的关注。兰州大学文学院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的三名硕士研究生围绕“文学与知识学”这一话题陈述见解。过琪文从小说与类书《博物志》《续博物志》《广博物志》等谈论了中国古人对知识的理解，王如月以《齐民要术》为例探讨了中国古代农业知识融入精英文人知识体系的过程，徐佳慧则思考了文学与文学史在中国文学批评话语中不断被建构与解构的复杂过程。

   在会议讨论环节中，王大桥教授提出了一些疑问和反思，比如，当我们谈论文学的时候一般会给予国别的限定，谈论自然科学知识却不会这样，自然科学知识的可普遍伴随着对情感与个体经验的清洗和遮蔽。今天的科学研究使得人存在的意义可以被计算和测量，人的经验越来越稀薄。在这样的语境中，知识型也发生了改变，影响着叙事、情感表达和话语方式，我们是否可以以科学知识进入文本后对文学表达产生的影响代之以文学书写中的科学话语？就“国家理性”而言，又是基于什么问题在谈论这个话题？即研究者自身的问题出发点在哪里？贾涵斐副教授和孙纯博士对此作出了回应。慕名而来的香港树仁大学许建业博士提出，明代印刷文化已然引起了明人关于书籍分类的反思与焦虑，他们为了提高“文学”的地位而采取的种种举措，实乃魏宏远教授所言近代以来知识分科的前身。与会的研究生也积极发表了自己对“文学与知识学”这一议题的想法和见解。

   王大桥教授与陈敏副教授进行了会议总结。王大桥教授认为此次会议有四个显著特征：研讨话题多元、讨论方式多样、问题意识突出、学术研究态度真诚，这是成功的学术会议应该具备的品质。陈敏副教授表示此次会议提供了一个跨学科交流的良好机遇，会议主旨与新文科建设的时代趋势相互契合，日后应该多举办这样的会议，加强学科之间的对话。

   此次会议紧扣“‘新文科’视域下的‘文学与知识学’”这一主题，通过与德语文学研究者的对话与交流，催生出中国古代文学与古典文献学、文艺学、比较文学等多个研究领域的话题，对跨学科研究意识的培养和研究视域的拓宽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古代文学与文献学研究既要埋首于故纸堆，又要重视跨学科、贯通式的思维方式，力求与新文科崇尚学科融合的内涵实现契合。如此，中国古代文学与古典文献学研究才能突破学科壁垒，与其他学科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对话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