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兰州大学文学院邀请，10月15日下午，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朱首献教授到访我校，在榆中校区作了题为《梁启超“新史学”与20世纪的早期中国文学史实践》的学术讲座。讲座由兰州大学文学院姚富瑞老师主持，尉维星博士后以及各专业硕博士研究生共同参加。

   朱首献教授首先通过文本细读法论证了梁启超的“新史学”对20世纪早期中国文学史实践的影响。在中国传统里，史学是经学的附庸。甲午战事陷“师夷制夷”于吊诡中，晚清士人于是弃“技”诉“史”。其中梁启超以西方史学的视角看待中国传统史学，对中国旧史学进行清算，成为提倡中国新史学第一人，其发动史界革命、以西释中得出“中国无史”的结论或也成为“公车上书”失败后，当时士人阶层号召救亡图存的无奈之举。梁启超认为，历史背后有公理公例，此乃史之灵魂。所谓公理公例，实指史之内在规律及因果关系。梁启超的“新史学”所倡之进化史观突破了中国旧史思维阈限，为中国近世史学开出新天地。同时，梁启超也为新史学奠定了方法论基础，那就是实证归纳与同体进化。

   梁启超的“新史学”对20世纪早期中国文学史书写的影响甚大。通过文本细读，可发现林传甲所著的《中国文学史》，作为国人自著的首部《中国文学史》，其关于对“国粹”的含义，使用“纪事本末体”等方面的行文均与梁启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与林传甲取法新史学的曲折比，其他几位中国文学史的著者如黄人、来裕恂和张德瀛，则在写作中体现了对梁氏新史学的直接仿拟。稍微往后，郑振铎和胡适将中国文学作为整体观照的文学演进观，也可视为梁启超“同体进化”史观的回声。林、黄、来、张等对梁启超“新史学”的仿拟，以及郑、胡等对梁启超“新史学”精神的发扬，在早期中国文学史的发生中并非简单现象，就上言之，它沿袭了中国传统文、史不分的观念；就下言之，它是“文学史是史学”的最早滥觞。此后近一个世纪中国文学史发展中的普遍性问题，在这里似乎都能找到根源。通过回顾20世纪早期的中国文学史实践，朱首献教授指出，文学史既是史学的，也是超史学的，文学史的核心对象并非历史而是文学，史学意志凌驾于文学史之上，势必使得文学史的文学性被削弱。文学史应当重视对文学作品艺术感染力及审美价值的阐发。

   朱首献教授与在场同学就中国特色的文学史实践、应该注重中西学问题的共通性、文学与媒介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交流。姚富瑞老师总结到，他在研究中所采取的文本细读法对于思考问题和从事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在面对诸多跨学科前沿议题时，文学研究仍应回归经典、立足文学学科定位展开探讨。他的研究深化了我们对近代学术史的理解，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中国文学史学科形成初期的状况，以及史学革命在其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也为我们清晰地揭示了历史学与文学史这两个学科在近代中国的密切互动与相互塑造，证明了将史学和文学简单对立起来的做法并不可取，并为重审其间性关系提供了很好的答案。在此基础上，他也为当代文学史书写提供了借鉴，所思考的“新史学”对中国传统时空意识的根本改变、历史进化论及同体进化论对文学史观念的影响、文学史研究中对因果律的错置等议题，为反思现有文学史书写模式的不足、探索更具包容性和解释力的文学史范式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