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兰州大学文学院邀请，2023年7月10日下午，山东大学王平教授为文学院暑期学校作了题为“《西游记》中的‘紧箍儿’与‘紧箍儿咒’”的讲座。本次讲座由兰州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所所长张同胜教授主持，兰州大学汉语言文学本科生、古文字学方向强基班本科生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生参加了此次讲座。

   围绕“紧箍儿”与“紧箍儿咒”，王平教授就《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石槃陀的“带箍儿”和《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白衣秀才的“隐形帽”展开论述，认为尽管二者都与取经故事有关，但将它们视作“紧箍儿”的文学渊源是存在争议的。事实上，作为让人“魄散魂飞”的一种器具，“紧箍儿”最初是由“脑箍”这一刑具演变而来。“脑箍”能够予触犯律法者的肉体以巨大伤害，进而达到警示众人的作用。以此为前提，佛教徒发明了“戒箍”，并把它当作要求信徒恪守戒律的一种精神威慑。在明代杨景贤的《西游记杂剧》中，出现了观音菩萨训斥孙行者并予其“铁戒箍”的叙事，这被看作是“紧箍儿”的早期出处。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西游记杂剧》中，“铁戒箍”仅仅被用作精神领域的警示，对孙行者而言，他的肉体并未受到伤害。然而发展到百回本小说《西游记》中，观音菩萨送给孙悟空的“紧箍儿”却兼具了肉体与精神的双重警戒。如若说《西游记杂剧》中的“铁戒箍”是为了戒除孙行者的“凡性”，让他成为一个精神上向善的人。那么到百回本小说《西游记》当中，“紧箍儿”则成为管束、恐吓孙悟空的“刑具”。在“紧箍”功能转变的过程中，我们也可窥得两部作品对“紧箍”的不同情感取向。

   以《西游记杂剧》和百回本小说《西游记》为例，王平教授论证了社会文化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指出《西游记杂剧》创作于元明之际，程朱理学是这一时期社会文化思想的主流。而百回本小说《西游记》则成书于心学盛行的年代。从《西游记杂剧》到百回本小说《西游记》，期间经历了由程朱理学的禁锢个性到心学“求放心”的过程，这启示我们在对文学作品进行阐述时，一定要回归到当时的语境，不可远离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思想。

   讲座最后，张同胜教授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文本细读，言之有据”、“超越文本，走向历史”以及“考证阐释，两相结合”五个方面对讲座内容进行了总结评价，表示王平教授的讲座内容丰富，令在场师生深受启发，受益匪浅。